去爱吧,就像我能记住十四亿人的每一个名字那样地去爱吧。

【APH群像】布莱切利,一九五零 (中)

 

//二战后及二战后背景,布莱切利园情报分析中心梗。

//CP:普洪,米白(微立白),仏英。

 

 

五  而那过去的,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从小天赋过人的娜塔莉娅很少做没有把握的事,那年她十七岁,一共只有两次把命运交在不确定的手里。第一次是答应大学同学托里斯·罗利纳提斯的求爱,那是她第一次与异性产生了互相的好感,她当然希望两人能永远幸福,可是爱情的事,谁又能说得清未来怎样?第二次,就是恋爱开始一百多天后的一次西欧之行。一九三九年,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一年级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精通英语的娜塔莉娅·瓦列里耶夫娜·布拉金斯卡娅受到教授的邀请,以翻译的身份跟随他和几位学长去往法国参加全欧数学家的研讨会。那时苏德的停战协议还没有撕毁,城市里流传过两国会有一战的传言,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采信的依据。父母和哥哥担忧地问她想没想过安全的问题,她搬出教授的话:做人时不时总要赌一次运气的。研讨会结束后,他们原准备搭几天后的飞机返回学校,然后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波兰闪电战。先是空境封锁;苏德停战协议后,他们也没有成为登上飞机的幸运儿。几十天后,法德开战;教授不能屈从于维希政府,苏德边境又因为罗马尼亚事件而紧张起来,好在英格兰有一所大学愿意为他提供教职。娜塔莎就这样到了不列颠。除了帮教授和学长们做一点简单的工作,娜塔莎不断想通过勉力维持的邮政系统和音书渺茫的祖国建立一点联系。然而信件递得慢,时间过得快,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娜塔莎听着广播,日夜坐立不安,教授甚至发现她查找资料,想要铤而走险穿越欧洲回到苏联。教授叹了口气,把娜塔莉娅叫来自己的办公室。

少女在办公桌对面坐下,发现桌上是一张每日邮报,角落里有一块填字游戏,标题下面居然写着:如果完成了这个挑战,请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份为盟军效力的工作。

教授看着她:“要试试吗?”就像两年前,在那些大学三四年级的数学课上,他看着这个屡屡跳级的大一学生请她答题时那样。

那游戏确实不容易,但娜塔莉娅只用了六分钟就做完了。随后她去伦敦郊外的海军产业,一座叫布莱切利园的庄园参加复试,再次通过以后,就被留在了一位叫亚瑟·柯克兰的前海军军官手下,开始分析监听站截获的德军加密信息。和她同组的除了亚瑟,竟然还有一个银发红眼的德国人。还没等她适应这个来自敌人民族的战友,另一个和她一样年轻、一样天赋异禀,然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的同伴,从负责“炸弹机”*制作和调制的部门转入了他们的情报分析组。

阿尔弗雷德·富兰克林·琼斯*,父亲富兰克林·琼斯先生一战初期由英国移民美国,成为美国东北部最大军火厂的老板。年轻的琼斯十八岁已经在哈佛大学读出了第一个数学学位,一九四零年,老琼斯为了让他“长长见识”,把他送到剑桥去学哲学,同时托付外甥亚瑟·柯克兰对他多加关照。然而阿尔弗雷德似乎更会关照自己。一位剑桥教授写信给曾经的学生阿兰·图灵,向他提到了这位少年过目不忘的本领和由此而来的渊博知识。于是期中考试还没过,亚瑟·柯克兰就带着一纸邀请,把阿尔弗雷德的英雄梦从课堂的笼子里放了出来。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苏联少女就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少年对社会主义及其国家领导人的讽刺而礼貌不足、力度有余地还击了他。从没遇到过同等级对手的阿尔弗雷德兴奋起来,像测试电机最大功率一样测试起少女的底线,结果是他依照在美国时公子哥的作派带来的各种私人物品,包括檀木镇纸、土耳其沙漏、法国产唱片机,先后被扔向他的脸。奢侈品们在小棚屋里乱飞,少年敏捷地一一躲开,女孩随手拿起他桌上的一个黑色圆盘扇在他脸上。

少年鼻梁上一道血痕,眼镜飞了出去摔出了裂纹,黑胶唱片也碎成了好几片。少年从被打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先去捡唱片,发现裂痕纵横,完全没法挽救了,不禁又惊又怒,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号沃尔特:“好啊,姑娘,你想玩儿真的是吗?”

娜塔莉娅冷笑一声,用一种看三岁小孩的不屑眼神瞧瞧阿尔弗雷德,伸手指了指自己的眉心,特意把英语说出很重的俄罗斯口音:“没人跟你开玩笑,来,朝这儿打!”

亚瑟和基尔伯特赶紧把他们拉开。后来回想起这个场面亚瑟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反复思考他意识到,娜塔莉娅看阿尔弗雷德的眼神固然只能投向一个三岁小孩,会给出那种眼神的人自己,多半也不会超过五岁。

从此之后,阿尔弗雷德和娜塔莉娅的争吵,甚至偶尔斗殴,就成了分析组的日常,有时甚至到了几天听不见这背景音,组员们都会感到奇怪的地步。然而这两个人的争吵对于小组内的其他人来说几乎是福音,因为若非如此,这两人中任何一个的思路都完全让人理解不了。娜塔莉娅对着破译出的几个信息和基尔伯特画出的地图,一动不动地沉思几个小时,就能突然地得出U型潜艇的换防空档、截击美国军舰的计划、运兵支前的航线;需要勉强她解释的时候,她又总会露出一种敷衍而疲惫的笑容。连亚瑟在面对那种笑容的时候都时常会感到自尊心的危机。然而阿尔弗雷德从不会让她露出那种笑容,他一看到娜塔莉娅的结论,就能立刻明白她的思路,同时毫不留情地能指出其中预测不准的可能,引得娜塔莉娅皱着眉头一一反驳。当他们互相拆解说服的时候,反而能为旁观者展示更多的推理过程。

于是两个少年天才的相持为其他同事们喜闻乐见,而他们也正在这喜闻乐见中变得越发形影不离。当与家庭意外失散的苏联少女在轮班结束后也不能成眠、跑到二号木屋*的顶上眺望邮递员从火车站到庄园来的方向时,美国男孩总会厚颜无耻地跟在她身边,说各种各样的话题分散她的注意力,偶尔把娜塔莉娅逗得急了又要动手揍他,他就会笑嘻嘻地闪开,像主日学校里多动的小孩子一样去抢娜塔莉娅的发绳,把她的辫子拆开。然而一九四二年初,娜塔莉娅终于等来了一封信;信是一九四一年初秋寄出的,托里斯告诉她,他和她哥哥都已经参军了。娜塔莉娅一拆信就嚎啕大哭起来。不管阿尔弗雷德如何试着反驳她最可怕的预感,她也不再出声回复。

阿尔弗雷德突然发现,尽管在激怒对方上自己战无不胜,此刻想让她破涕为笑却一筹莫展。他只能一声不吭地看着娜塔莉娅抽泣,发现自己握住了她的衣角。

 

一九五零年,阿尔弗雷德和娜塔莉娅在战后第一次重逢,美国的天才不幸从他所能想到的开场白里挑出了最欠抽的一句。而娜塔莉娅确实抽了他。她放下拿公文包的左手,刚要换一边再抽一次,冷不防被阿尔弗雷德伸长了手臂抢走了帽子,顺手抽走了一支发卡。

白金色的发梢飘垂而下,像雪、光、逝去的时间。娜塔莉娅的手僵在了空中。阿尔弗雷德一手握着黑色的女式帽子,另一只抬起来握住了娜塔莉娅的手。

“娜塔莎,”他终于忍不住笑了,“我每天都想你。”

娜塔莉娅突然感到有些十九岁的血液,涌上了自己二十九岁的面颊。

 

六  在大地上的黑夜里

 

“如果是娜塔莉娅说的,我就买你一个面子,假设苏格兰场错了。”基尔伯特站在亚瑟办公室里的演示板前,在中间钉着的一张英格兰地图上点出三个点,“三间被抢的银行,南安普顿中心桥,布里斯托红崖,伦敦格林威治。共性也有——老城,老兵,失业——如果这也算规律那么不列颠有几百个地方符合。条件上也说不通,布里斯托和南安普顿间没有直通铁路,案发的时间却相邻,不像是流窜作案;逃亡的条件倒是都具备,三个都是临海城市,但那就没道理再在本土制造下一次案件了。”

“如果,是集中指挥,分别执行呢?”娜塔莉娅看着地图说,“那样指挥员的行为模式也会影响每一次作案。”

“这个理论能解决交通的悖论,可是也有问题,通讯怎么实现?策划抢劫,如果指挥控制不到行动,风险也太大了。”

“如果是共同策划完成,多个指挥分散领导各个部分实施呢?”亚瑟说。

“时间合不上。”娜塔莉娅摇摇头,“贝什米特说得对——”

“我认为这些案件确实可能有关,”阿尔弗雷德插话道,“条件不足可以克服,有不止一种办法,但不是我们现在困惑的核心原因。我们现在看不出这些案件的共同模式到底是什么,只是因为样本太少。”

“难道还要等他们再做几起案子吗?”基尔伯特问。

“或许他们已经做了。”娜塔莉娅说,“但不是抢劫,而是盗窃。新闻没有报道,因为……”

“因为盗窃太无聊了。”阿尔弗雷德说。

“我应该能找到警局的案卷记录,”亚瑟说,“但是只能看,不可能带走,所以阿尔弗雷德跟我去。收集好了信息,我们再通知大家。”

“等一下,”基尔伯特举了举手,“我能问一下,咱们调查这件事是为什么吗?”

亚瑟看看基尔伯特,又转过眼神:“我个人的考虑是,大家都很久没有见面了,很巧都在伦敦,又都有空闲。”

基尔伯特摇了摇头。

娜塔莉娅说:“我觉得这件事跟纳粹有关。”

基尔伯特停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原因?”他问。

娜塔莉娅点点头:“对。”

基尔伯特看了她一眼,也转过了眼神:“对不起。”他站起身,走两步拉开了门,“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贝什米特,”亚瑟让阿尔和娜塔莉娅走前关门,坐电梯下楼,这才追上基尔伯特,“你等一等。”

基尔伯特在前面走,原本没打算停步,听着手杖敲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终于还是站住了。

亚瑟走到他身边:“娜塔莉娅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多了。本大爷帮了你们五年,能放过我了吗?”

“这对她来说不仅意味着——”

“别说那些。”基尔伯特烦躁地皱起眉头,“对,我知道她一个姑娘家,这不是容易熬过去的事。可我也有家人。祖父和父亲就不说了;我的母亲和弟弟,我十一年没听过他们的音讯了,他们难道犯过什么罪吗?我走的时候路德维希才六岁,我都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世上……”

“那你更应该理解她,不是吗?如果战争没结束,她还能为她的家人做点什么。”

“是,”基尔伯特叹了口气,自嘲地笑了笑,“亚瑟,我和你说实话,我也有过那么几次,希望这战争还没有结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如果在战时说出来,只怕监听监视基尔伯特的军情六处探员会立刻增多两倍。所以他以前当然没有表现出来过,直到现在,也只对最信任的旧识之一透露了一点。

亚瑟知道自己不可能责怪他。从一九四三年冬天开始,有多少次德军战败的通讯和伤亡名单被破译出来后,出生于同盟国的组员们互相庆祝,基尔伯特低着头默默挡着那对本来就是血红色的眼睛,而亚瑟甚至不敢多看他。只有一次他走到了基尔伯特的身边。那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德国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由监听站传来,紧接着是公开的报道,几十位各级军官被审讯、处决,秘密警察逮捕的人数接近五千人。十月,陆军元帅埃尔文·隆美尔因知晓刺杀行动,迫于压力而服氰化物自杀。

为了稳定军心,隆美尔的颠覆罪名没有公开,仍受国丧之礼。而千里外的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从办公的棚屋里走了出去。亚瑟追上去看时,他靠墙蹲着,头埋在膝盖上,整个人都在发抖。

不光是战神一般的埃尔文·隆美尔。亚瑟知道,卷入这次行动中的人,比出身中产之家的沙漠之狐更被基尔伯特熟知的人还有许多。他曾经的同窗的父亲,贝什米特家的旧相识,行动失败时就立刻自尽了的崔斯考上校还是基尔伯特的勃兰登堡同乡,他们甚至可能见过面。

这样沉重的痛苦,他也许甚至在失去右腿时,也没有体会过。于是他只是扶着手杖,陪这位经历格外矛盾的战友站了很久。

一九五零年的亚瑟依旧不知道能对德国人说什么。他只能默默点了点头。

 

“基尔不是真生气的,他刀子嘴豆腐心,亚瑟去劝劝他,他总会回来帮咱们的。”阿尔弗雷德与娜塔莉娅并肩走出档案室办公楼,安慰她说。

娜塔莉娅只是说了句“没关系”。

“……关于你家人的事,我听说了……我……我很抱歉。”

“你九年前,就已经抱歉过了。不过谢谢。九年前那次,也谢谢。”

他们走出了门。阿尔弗雷德手揣在大衣口袋里,偷偷地捏着里面的夹克、毛衣、衬衫、裤子。要说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说话,气氛尴尬得他浑身难受。他迅速地把刚才看到的几位旧日战友的所有图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或许可以把话题引向好消息的细节。

他装作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问:“话说回来……亚瑟一直都在,我是失了业被赶来的;基尔伯特怎么也回来了?他不是回德国去了吗?”

娜塔莉娅看着他嘲讽地笑了笑;他心中暗自叫好:上钩了。

“你消息太慢,”娜塔莉娅说,“他就没走成。”

“怎么会呢?”

娜塔莉娅举起自己的左手提醒他:“你是眼神变差,还是终于开始忘事了?”

“哦!”阿尔弗雷德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对啊!”他拍了拍脑门,大笑起来,“戒指。”他问娜塔莉娅:“是谁?可千万别告诉我不是丽莎!”

娜塔莉娅试图抿起嘴,可嘴角还是扬了起来:“还能是谁?还有谁能看得上他?”

没有人能在想起伊丽莎白的时候不感到高兴。她总那么机敏而又天真,警觉而又无畏,狡猾而又善良。布莱切利园里的人们过着三班倒、终年无休、精疲力竭的日子看不到头的时候,想起他们保护的是这样的人,总能再次打起精神。苏联少女娜塔莉娅在面对曾经是纳粹德军指挥员的基尔伯特的时候,想起他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心上人,也不由得在心里默默给出了祝福。

一九四五年,原本就一直打算战后回国的娜塔莉娅和基尔伯特正好买了同一天的船票去往欧陆,再继续向东。然而那天在泰晤士河的码头上,那个姑娘愣是出现在了人群中。本来是兵的基尔伯特此刻倒像成了遇上兵的秀才。他皱着眉头,和以前在布莱切利内外的每一次一样同她小声却激烈地争吵起来。娜塔莉娅走上船舷,看着他们,默默出起了神。终于,汽笛拉响,船锚缓缓升起,码头上银发的德国人回过头来,看到了她。

她终于第一次对他微笑,向岸边挥了挥手。

 

七  春天会交还给你

 

如果说娜塔莉娅和阿尔弗雷德的吵吵闹闹是分析组的日播情景剧,伊丽莎白和基尔伯特的分分合合就是组员们的周播悬疑剧。基尔伯特没到布莱切利多久,就开始有个神秘的人时不常在庄园门口问他在不在,用些鸡毛蒜皮的理由找他:上次休假掉了钱包、掉了表、欠了餐馆钱、给报童多了钱……

几次之后大家发现基尔伯特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有种很古怪的表情。不是坏的那种古怪。于是就都懂了。

神秘人来的时间点规律很容易找到:总是打印好的新情报被送进来的日子。起初门卫来叫他的时候,基尔伯特还会十分不好意思地请别人替他的岗,后来甚至不用有人来找,一看时间快到,大家就纷纷自动要求和他换岗让他赶快出去见那个神秘的“E”。

 

基尔伯特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是在伦敦,星期日休假,他去买些纸、笔、烟一类的东西。然而星期天他虽然放假,德军飞行员却没有。他从牛津街的商店出来,就遇上了他第二不想见到的他乡故知:HE111轰炸机。警报没响几分钟飞机的声音就传过来了,街上的人们慌乱地跑起来,基尔伯特回忆了一下刚才看见的地形,结合人群跑动的方向,猜出了防空洞的位置。正当他要赶去的时候,发现身边不远蹲着一个人。

那个人身材瘦小,穿着背带裤和夹克,都显得码数过大,空荡荡的;头上戴着灰色的报童帽。

他回过头看那个人,那个人也正好抬起眼来看他。

那个人一双绿眼睛,从长相上看就完全不像英国人。脸上干干净净,看上去像个刚抽了条的男孩子。

他“啧”了一声,皱皱眉,冲那个人伸出手:“过来!”

那个人还在发愣,飞机引擎声已经越来越响,基尔伯特顾不得更多,拉过那人的手就跑。进了防空洞,人群拥挤,两人也没说话。直到警报解除,从防空洞里出去的时候,门口一阵风吹过来,身后人的帽子掉了。基尔伯特下意识回头,看见刚被他拉过手的“男孩子”帽子底下藏着条辫子。长发是浅栗色,有点打卷,又多又亮又长。

这回发愣的是他了。女孩儿戴好了帽子,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地走到街头,基尔伯特实在不知道能说什么,正打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她往相反方向走开,就听见一个有点沙哑、但清脆透亮的声音:“伊丽莎白!”

“什么?”基尔伯特看向她。

“海德薇莉·伊丽莎白,”女孩儿笑了,露出一点点牙齿,“倒过来也行。我是马扎尔人,姓放在前面。”

“海德薇莉……小姐,”基尔伯特艰难地说,“……很高兴遇见你。”

女孩儿看着他的样子,似乎笑得更开心了:“保重,先生!”

 

海德薇莉·伊丽莎白那时十九岁,无父无母,名字是孤儿院记下的。她五岁跑出来,被收留在西区一家妓院里,妓院老板想的是养大了榨个干净,年轻年老的妓女们却没用嫉妒年轻同行的态度对她,反倒毫不吝惜地教会了她各种各样的本事。她九岁又逃出了妓院,化妆成男孩的样子在伦敦桥南岸的码头区做各种工糊口,拣煤核、卖报、擦鞋、刷盘子、端酒送菜,什么都干。上天也并不会特别眷顾不服输的人。有的是生路仿佛走到了尽头的时候,比如生病、钱财被偷、一个人在贫民窟的住所被识破她性别的混混上门威胁。而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想,大不了就回威斯敏斯特卖身,明天就去。

人一有退路,就有安全感,一有安全感,办法反而就容易想到。凭着很多急智和更多侥幸,那个明天到底没有来。

一九四零年秋天在大街上被基尔伯特看见的时候,海德薇莉照例做男装打扮,坐逃票的渡轮到白金汉附近的高街去谋食。防空警报响起,才是她开业的时候。听了防空警报人人都跑;绅士淑女们跑起来不免会随身掉下些东西。捡了钱包、首饰自然上上大吉;做工好的小东西,捡了来买到柯芬园或者莎士比亚剧院旁边那些半黑不白的小店,也能换到一天半天的饭钱。

她蹲在基尔伯特身边,其实是在捡他不小心掉了的钢烟盒。基尔伯特回头看她的时候,以为她怕空袭,其实她怕的是这眼皮底下的偷窃被识破——基尔伯特一看就是那种你绝对不想被他打的人。基尔伯特以为她是外国人,所以空袭来了不知道往哪儿躲;事实上她虽没有英格兰血统,泰晤士河两岸的防空洞,她只怕比下水道里的耗子都门清。要不然,也不能干这冒着炸弹拾荒的行当。

然而这些事情,他都不必知道。伊丽莎白回到住处,拿着到底偷了来的烟盒左思右想半个星期,直想得觉都睡不好了。从旧货店搞了身女装穿上去牛津街瞎转,银发红眼的男人也没再回来偶遇她。结果一个星期过去,她觉睡得更不好了。她咨询了伦敦地下和半地下世界由童工、混混、在职与退休妓女组成的信息网,对那个男人可能的来路有了一个猜测。她决定赌一把。伦敦西北五十公里的白金汉郡布莱切利火车站招募一个骑摩托送文件去布莱切利公园的送信工,海德薇莉就以男装去应征。这个职位隐蔽地要求文件信息保密,而她正好是个文盲,于是成功入选。抱着就算找不到人、好歹有了份工作的想法,她来到布莱切利园,试探性地问取件的人这里是否有“一位银发红眼睛、高个子、日耳曼人长相的绅士”。

等基尔伯特再出现在她眼前,她又一次露齿笑了:“看来我猜对了。”然后递过了他的烟盒。

虽然送文件的时候伊丽莎白还是穿男装,有时候会把辫子放下来。最先知道“E”是个姑娘的是一年有一两次趁星期天坐火车来白金汉郡见旧相识的弗朗西斯·波诺伏瓦,跟着是负责北非组的安东尼奥,然后是基尔伯特的所有同事。除了送那些莫须有的失落物品、讨那些莫须有的欠款,伊丽莎白还常常随手带来一些乡下很难找到、城里却总可以边边角角搜罗来的紧俏东西,像是烟、糖、咖啡之类。基尔伯特白拿了两次,发现这见面礼不是“第一次见面的礼”而是“每次见面的礼”,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把钱还给她,回了办公室就送给同事们。因此虽然全组都在津津乐道基尔伯特和小“E”姑娘的八卦,严格来说他们仍然不是任何带有浪漫色彩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基尔伯特终于决定送一份钱之外的回礼。伦敦北方十二月的天,伊丽莎白还是戴着那顶不怎么保暖的报童帽,穿着只到大腿的棉衣,戴着指关节破洞的线手套,骑着摩托车来到布莱切利门口的时候,基尔伯特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送你份礼物。”他对伊丽莎白说,把一个挺好看的木箱子递给伊丽莎白。

那木箱子的重量几乎让伊丽莎白踉跄了一下。她看着这个内容难以猜测的礼物,惊讶极了,眼神里显出喜悦的光彩:“这是什么呀?”

基尔伯特看着她高兴的表情,有一点点得意地说:“打字机。”

“……啥?!”

“我们这里的打字员用来打字的那一种。”

“我要那玩意儿干啥?!”伊丽莎白瞪大了眼睛,“我又不识字!”

“你可以学。练习用的纸问我拿就行。”

“我学写字干什么?!”

“是学打字。”

“我学这玩意儿干什么!”伊丽莎白急了,双手握住木箱子抬高了一点,做出要摔的样子;基尔伯特赶紧说了句:“不少钱呢。”伊丽莎白手立刻一沉,老老实实拎着它站好。

“你不就是嫌弃我么。”伊丽莎白说。

基尔伯特触了电一样辩解:“我没有——”

“那你是觉得我的房间里正好缺个打字机?身上正好可以戴个打字机?出门正好可以挎个打字机?!”

“你需要这个!”基尔伯特说,“一个工作!不是这一种的——”

“你觉得你有权教导我需要什么工作?你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你凭什么这么说?”伊丽莎白越说越生气,“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去找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打字员小姐好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基尔伯特说完这句话,两个人才刚反应过来伊丽莎白的最后一句隐含着什么意思。伊丽莎白有点脸红。基尔伯特局促地抿了抿嘴唇,过了一会儿,说:“你别生气。你就当是我报答你的。”

报答?!伊丽莎白几乎气笑了:“你报答我什么呀?”

“所有的。”

“那我算什么?”伊丽莎白笑着问,“恩人?”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伊丽莎白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嗯。好。”双手握着装打字机的箱子晃了晃,“谢谢啊。”

此后八九个月,“E”再也没有出现过。再次和恶友们布莱切利园外餐馆里相聚的波诺伏瓦从安东尼奥口中听了这事,差点没气得把基尔伯特的耳朵揪下来。而基尔伯特只是紧紧闭着嘴,什么都不说。正当这场悬疑剧的观众们都以为恋情无疾而终、男女主终成陌路、结局BE预定之际,完全换了个打扮的女主角突然又出现在了布莱切利园里。这回大家大可以毫无疑问地叫她一声“伊丽莎白小姐”了。女主角穿上了过膝裙和皮鞋,衬衫扎在裙腰里,长辫子盘在脑后,只要不特意去看那双略显粗糙的手,俨然是个斯斯文文的淑女。

伊丽莎白在营楼另一侧的棚屋里做打字员。对一个能在战时伦敦靠自己活下来的姑娘,学个识字,算是简单了。她在布莱切利也受人喜欢,一块打字的都是女人们,她保守了自己出身的秘密,只说一些上得了台面的笑话都同事们高兴;对那些记得她男装做过送信员、又格外刻薄的人,她就用需要些门道才能购得的尼龙、口红之类堵她们的嘴。

弗朗西斯再来的时候她跟他见了面,法国人和她聊得笑到合不上嘴,两个人忍不住说了好些西区和南区戏院、酒吧里的内行笑话。中间基尔伯特来了,伊丽莎白和他照了面,却没说话。然而一两个月以后,又有人看到在下午四点、早上八点、午夜十二点这几个轮班交替的间隙,伊丽莎白和基尔伯特会在二号棚屋某个角落里一块待上二三十分钟。有时候她会给他点一根城里找来的好烟,有时候他也给她点一根。

大家还是不能确定他们有没有什么浪漫关系。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圣诞节,布莱切利园里举办了一个晚餐会,过后自然要跳舞。男人们穿起西装,姑娘们从平日的衣裙里挑出最好看的一套换上。伊丽莎白的第一个舞伴是意外出现的法国人,这使基尔伯特不无尴尬地站在舞池边等过了第一首曲子。但是之后他们共享了好几支舞。第二天伊丽莎白要回伦敦,基尔伯特执意要送她。他们搭末班的火车,基尔伯特补了票,两个人在车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基尔伯特教伊丽莎白用德语说“圣诞快乐”,女孩不知是故意的还是真学不会,听他重复了好几遍。

伊丽莎白把剩余的圣诞夜安排给了从同一间孤儿院逃出来的小混混头子伊斯特万,几个年轻的孤儿院幸存者包装了几只死麻雀、死耗子,摸进院监的房子,放在了他的圣诞树下。她圣诞节的白天安排给了搬出西区的老妓女玛丽,以前收留她的妓院老板几年前已经死于肝病,几位趁机选择退休的妓女这一天都在玛丽的公寓里聚会。她在这些女人看女儿,或者儿子,的眼光中待到下午,才登上回布莱切利的火车。而回到布莱切利,她就听到打字员棚屋里的女人们热切地谈论着,分析组那位投诚的德国军官,昨天在伦敦尤思顿火车站遇上刺杀了。

“一定是德国人!……说不定是从法国逃来的。卡里埃多先生去警局,见到了动手的两个人,虽然穿的是便装,嘴里却一直用德语喊着‘叛徒’!”

伊丽莎白逃命一样拔腿就跑,去找分析组的组长柯克兰,问着了收治基尔伯特的地方,然后不由分说地跑到了布莱切利地方的医院。

基尔伯特伤得不重。据说袭击者有一把手枪,但他没受枪伤;伤到他的是另一个人带的刀,伤口横贯了他的左手手掌。他笑着对伊丽莎白说,空手画图的绝招以后怕是使不出来了。

伊丽莎白看着他,只觉得全身冰凉,嘴唇哆嗦,于是就转开了眼神。她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和基尔伯特一样靠着墙,垂着头,不去看他。

两个人默默坐了很久。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男人慢慢地说。

伊丽莎白又沉默了一段时间,最终回答了一句:“你妹。”

 

一九四五年六月,第三帝国投降一月有余,四国盟军在柏林发表了战后处理的办法。两名来自海峡和欧陆另一端的布莱切利分析员都决定返回故乡。亚瑟在军情六处驻布莱切利园营楼的办公室里给了他们两个不舍而含蓄的拥抱。他们各自带着不多的行李前往泰晤士河码头坐船,一路上各怀心事,彼此只有寒暄。

经历过生活的战斗和伤害的人都会明白,有些命运的注定,你虽然不喜欢,但是不能抗拒。总有些东西是你勉强不来。

但是有一个人,她没有比别人少见过以命相搏的战斗,没有比别人少受过伤;可是,在漫长的一天尽头,她还是有力气,去向所有不可抗拒、不可勉强、不可侥幸的命运,索要一个例外。

没有人能够想到伊丽莎白而不感到高兴。基尔伯特对她说过三次“很高兴能遇见你”,或许实际上更多。每一次都是由衷的。

那天在泰晤士河码头上,伊丽莎白突然出现,挤进送行的和启程的人群,抓住了基尔伯特。

她说:“我跟你一起走。”

基尔伯特一打量她:两手空空,身无长物,长辫子垂在背上,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小脸上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无赖表情。这根本不是要走;她就是讹上他了。

基尔伯特“啧”了一声,皱起眉头,像是要生气却又不好意思的样子:“你跟我去哪儿?”

“去欧洲啊。”

“我去欧洲是回老家!不得不去!海那边现在不知道有几块好砖好瓦了,你去欧洲做什么?!”

“我也回老家。我是匈牙利人,孤儿院的档案上写了,长这么大还没回去过呢。”

“……那你也不能跟着我啊!”

“这不是顺路吗。”

“哪有这么顺路的?!”

“小路,地图上没画。”

“别闹!”基尔伯特压低了声音吼道,“哪一条路也顺不过去!”

“你怎么知道?”伊丽莎白毫不示弱地瞪回去,“就凭你厉害,难道这世界上,过去将来、海中陆中、天上地下,所有的路,你还条条都能知道不成?”

基尔伯特又一次张口结舌,就像第一次见到她,就像每一次见到她。汽笛声响了,他回过头去,看到船舷上,娜塔莉娅从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对他真心诚意地微笑了起来,朝他们挥了挥手。

这个世界上固然有责任要负,其中许多种都是沉重艰辛的,然而也有时候,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人幸福,那么战斗和伤痛又有什么意义呢?

尤其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触手可及的幸福,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一九五零年的晚秋,重新走在伦敦的娜塔莉娅身边是另一个男青年。他们虽然步调一致,距离却并不太近,虽然年龄相仿,模样看起来也挺相配,却大概并不会有人误认为他们是情人或者夫妻的关系。

“你回了英国以后,去看过他们两个了吗?”

“算是吧。”

“所以只有你看见了他们,他们没有看见你。”阿尔弗雷德精准地抓住了“算是”的意思。

“是的。”

如果是十年以前,阿尔弗雷德一定会问她,为什么不去相认,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呢?然而一九五零年的阿尔弗雷德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都没有说。


-TBC-


*阿尔的中间名,有说法本家设定是福斯特,不过出处不详。本文里私设成富兰克林,想呼应一下富兰克林·罗斯福。

*二号木屋是布莱切利园里的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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